黄益平很忙，近一小时的采访过后，他又立马投入到一场电话会议之中。在交谈中，他始终带着经济学者的严谨与审慎，对于当前的热点现象并不急于给出判断，而是援引各方观点例证；对于宏观经济中存在的“供强需弱”矛盾，他依旧认为地方政府部门要主动作为、转变增长模式，着力解决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对于AI技术进步可能带来的就业影响，以及甚至可能引发的全人类存在主义危机，他又秉承学者的人文关怀特质，始终强调人之为人“被需要”“能贡献”的永恒发展追求，绝非仅通过基本收入保障即可满足。
“我相信人类有智慧。只不过不能听任现在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任何技术创新归根到底都应该来帮助人。”他说。
或可借外部契机改善通胀预期
证券时报记者：推动物价走出低迷是当前宏观经济的重点关注，最新数据显示PPI和CPI回暖迹象明显。在您看来，在当前中东局势下，输入型通胀对今年整体物价有多大影响？GDP平减指数大概多久能够回正？
黄益平：这些我都没法预测，因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石油价格怎么走、冲突是升级还是马上就解决了。但可以说的是，国际油价显著上扬，肯定会明显传导至国内价格。客观来说，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了，无论是PPI还是CPI，都非常明显。当PPI和CPI一起往上走，最终导致GDP平减指数往正的方向走，将是大概率事件；不过，由于这是输入型的，更多会在成本方面对企业利润造成挤压，从负面影响来看，会带来不确定性。
另外还有更重要的两件事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件事是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在担心低通胀问题，这对宏观经济格局来说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最严重的后果是消费者、生产者和投资者预期的恶性循环。也就是说，如果价格持续低迷，甚至负增长，最后可能造成消费者不愿接受涨价，生产者没法增加投资、扩大生产，也就不会雇人，甚至不会涨工资，反过来又会对消费者收入造成影响。
以日本为例，目前日本学界对于日本如何走出低通胀没有很明确的共识，但有很多观察——包括俄乌冲突导致国际能源价格上涨、老龄化造成劳动供给短缺从而造成企业成本上升等。日本学者渡边努教授认为，这些现象带来的实际效果是改变了消费者的通胀预期：以前日本消费者去商店买东西，看到产品涨价，会选择不买，或者去隔壁商店再看看，因为从心理认知上，消费者觉得涨价是不正常的；但在2022年初过后，日本消费者再看到产品价格上涨，可能会选择直接购买。
这看起来是非常小的行为，但它说明了消费者预期变化带来了整个经济的改变。原来锁定在“不能接受涨价”和“没法涨价”的均衡中，这并不是好的均衡，现在外生因素造成价格上涨，消费者如果可以接受适度涨价，那么摆脱低通胀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一些。当然，价格水平要持续往上走，最终需要收入增长、经济活动扩张来支持，不只是接受涨价就可以了，它是系统性变化。但预期走向良性循环，对于宏观经济格局改变非常有意义。
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利用外部条件变化的契机，来推动改变消费者的通胀预期？这会不会实现我不知道，但至少是值得观察的。原因在于，国际能源价格上涨会对所有经济体造成影响，对中国而言，原本价格水平相对低，消化国际能源价格上涨的空间更大。当然这个空间也没有大到说能源价格一上涨、CPI价格就起来了，货币政策就要收紧，现在恐怕还没到那个阶段，只不过从大方向来看，空间相对大一些。
第二件事，从更长期来看，外部冲击对绿色能源转型可能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现在中国能源的供给和需求结构，煤炭占比约50%、油气占约30%、新能源占约20%。国际能源冲击到来时，意味着可能会有更多投资转向新能源，以寻求油气能源供给、消费的替代。
收入增长改善不能“坐着等”
证券时报记者：从边际变化看，宏观经济的趋势是向好的，从宏观经济向好，传导到企业利润增加、居民收入增长需要多长时间？
黄益平：实际上，这是一种误区，不是简单说GDP增长了，每个人的收入就一定会增长，要去看背后是什么因素推动GDP增长。
比如说，基建投资增加、经济活动更活跃了，但这种活跃并不特别直接作用于居民收入、消费开支增长。所以并不是所有的GDP增长改善，都会在下一步明显带动微观层面的收入增长。
我觉得更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如果投资仍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这样的增长可持续性如何？同时，未来多大程度上能走向更有利于扩大内需、增加消费需求的新增长模式？我不觉得可以简单“坐着等”，收入增长就会改善。
证券时报记者：不能“坐着等”，是需要宏观逆周期调节政策来介入吗？或是采取其他哪些手段让收入能够增长？
黄益平：这意味着要想办法改变增长模式，宏观政策只能解决周期性问题。这一轮经济增速放缓，不是简单的周期性问题，而是结构性、趋势性问题叠加，所以要想办法。
宏观政策肯定是很重要的，全国两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很明确提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发挥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从根本上说，宏观政策是短期政策，解决的是周期性问题。拉长时间周期看，2010年以来，增长下行压力持续存在，这个过程中不是没有采取过宏观政策，当然有的学者觉得政策力度不够，但在我看来，政策一直在想办法稳增长，但增长压力一直存在，这就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宏观政策要精准有效 顺畅国内经济大循环
证券时报记者：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您认为在当前阶段为何要更强调宏观政策的“精准有效”？
黄益平：强调“精准有效”就说明了现在是结构性问题，不是总量问题。当前经济最突出的特征是“供强需弱”，如果从总量上采取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更多可能还是会依靠传统机制投向基础设施。国内经济“供强需弱”矛盾一直存在，结构失衡问题20多年来一直在讨论，过去我们总有办法通过出口消化潜在过剩产能，所以它没有变成突出的宏观矛盾。
现在国际市场不那么开放，或者说国际市场消化中国产品的能力、意愿下降，这时候如果国内不能持续消化产能，就只能进一步扩大出口，在短期内支持增长。客观来说，国际经济矛盾会更突出。现在很多国家担心中国出口太多，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们已从“小国经济”变成“大国经济”。“大国经济”对国际经济平衡，对其他国家的产业结构、就业和收入分配都有影响。
现在回过头来看，“双循环”的核心是国内经济大循环。这其中有两项关键任务——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也就是说，一方面，供给要改善，产业要往上走；另一方面，得有充足的国内需求来消化大部分国内产能，这样经济增长模式才是可持续的、稳定的。
如果宏观政策还是总量扩张，最终会增强供给，“供强需弱”矛盾会进一步恶化，这对增长非常不利，所以现在一直强调“精准”。所谓“精准”其实最终也是支持刚才说的两大任务。要让国内经济大循环顺畅起来，首先是推动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有效、快速发展，但更紧迫的还是扩大内需、增加消费需求。
证券时报记者：各地在调结构过程中，确实在往新质生产力一侧发力，诸如人工智能、半导体、机器人这些新兴产业正变成新一轮的争夺焦点。您觉得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如何防止地方再进行新一轮的“一哄而上”和“伪创新”？
黄益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这个问题提出的一些思路在落地，但客观来说不太容易。（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到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其中包括“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等。）
改革早期，通过放权给地方政府，让他们去推动经济增长、相互竞争，在工业化早期，即便有一些效率损失，效果也是不错的。但现在更多需要依靠创新，如果还是完全靠政府部门在里头发挥很大作用，可能是有一些问题的。
所以现在要推动地方政府行为转化，从过去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到现在转变为公共政策制定者、发挥政府部门作为公共品提供者的作用。将来地方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也需要重新界定。
提振消费靠两点：有收入、有信心
证券时报记者：现在各地也在积极提振消费，但手段、方式相对有限，主要就是发消费券、消费补贴等，要改变这种政策惯性，您有什么建议？
黄益平：过去很长时间里，尤其是地方政府为什么总是喜欢把钱投向供给端而不是消费端？客观来说是因为投向消费端的效果不那么立竿见影。现在扩大内需变成非常重要的目标，中央文件也多次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那就需要朝着这样的目标去做。
提振消费靠两点：有收入、有信心。这两项都是相对慢变量，这就决定了它不会像“拿1亿资金‘哐——’投一个项目，今年GDP就有托底了（那样立竿见影）”。
要投资老百姓的消费，其实是有办法的。首先要考虑的是增加居民收入。怎么增加？当前我国居民储蓄率约为35%，而总储蓄率（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三部门）超过40%。可以通过再分配进行调节，比如，将卖地获得的收入补充到社会保障资金里，短期不见得直接产生多大效果，但这是推动消费需求持续增长的有效手段。
过去从中央到地方的放权提高了效率，但以地方政府为主、推动经济增长的阶段可能已经过去，最终要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居民收入，更大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样才能让老百姓真正感到将来是有保障的。
证券时报记者：您提到的这些举措，似乎也不是地方政府单独就能做的？
黄益平：地方政府其实也可以做，只是要构建评价指标，明确大家追求的方向。
举个例子，我们最近做了一个指标叫“中国线上消费品牌指数”，通过指数会发现，购买力最强的城市不是消费品牌平均质量最高的一线城市，而是平时可能都不太关注的三四线城市。后来我们又发现这与另一重要指标相关：外来工人在劳动供给中的占比。也就是说，北上广深这些城市，经济发达、农民工占比高，但平均消费并不高，主要是因为这部分群体收入不那么高，且得到的社会保障不那么完善。诸如农民工市民化这样的事，中央政府已经有部署了，但具体的事由地方政府来做。
普林斯顿大学的熊伟教授就曾建议，增加“居民消费开支”作为地方的重要考核指标，这其实是非常有效的做法。
证券时报记者：但地方主政官员是有任期的，既然提振消费是一个长期的慢变量，如何提升地方政府做这件事的积极性？
黄益平：根本还是要看怎么考核。我们经济学者经常说一句话：好的制度让坏人做好事，坏的制度让好人做坏事。
当然也不是说过去的规则错了，在改革初期，经济没有活力，让地方把GDP搞上去，客观来说对改善老百姓生活就是最有效的。但它有阶段性特征，到现在这个阶段，如果还是简单朝着GDP增长单一目标走，就会带来很多结构性问题。
地方主政官员的确是基于理性做出行为选择，如果反馈机制能有所改变，行为也会相应改变。另外，还是要推动地方政府角色转变，从过去深度参与GDP增长、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CEO”，向公共品提供者转变。
如果人不再“被需要”，光有好的生活条件有什么用？
证券时报记者：最近有关AI对就业冲击的讨论特别多，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想，如果有一天AI替代我的工作，那我可能会去开一家面馆或者从事家政服务之类的工作。
黄益平：你怎么知道AI是不是已经开了一家面馆了？（笑）
证券时报记者：这两个设想是因为我觉得这类岗位相对个性化，AI难替代。不管哪个路径都指向服务业，但服务业通常都被视为劳动生产率相对低的部门，如果AI革命最终带来的是劳动力向生产率更低的部门转移，那AI的进步对我们来说到底是好还是坏？我们的收入分配是不是也需要有一个类似全民基本收入计划（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这样的制度来进行保障？
黄益平：其实现在还没有证据发现情感性的交流不能被AI替代，有的语言大模型可能比人更会跟人交流，但大模型也有自己的问题，比如现在大家发现AI有时候太想讨好人了。
在服务业效率这一点上，学术界现在有一个观点是，过去产业发展过程中，制造业生产率提高比服务业更快，但在AI时代很可能反过来——AI更容易提高服务效率；但这些也都还只是猜测。
原来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Balassa-Samuelson Hypothesis）讲的是一个国家制造业（可贸易部门）效率的快速提升会抬升全社会工资，进而推高理发、餐饮等服务（非贸易部门）的价格，导致该国货币实际汇率升值，从而使出口承受一定压力。
在AI时代，有学者就提出来可能形成“逆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AI直接提高服务业生产效率，这会压低服务的相对价格，那些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很可能会出现实际有效汇率走弱的情况，从而有利于出口。
可见，对于AI的影响，学术界是有不同观点的，将来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想的不见得一定会是某个样子。
现在确实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个点在于，AI对劳动力市场是替代还是赋能。一个工人使用AI可能会让他做得更好，甚至有人提出来一个概念叫“技能平权”，比如原来工作20年的老钳工、工作50年的老中医，工资很高，大家都很尊敬；将来这些经验数字化之后，可能才工作两年的人，也完全可以掌握这些知识。
但另一个问题在于，AI的使用有可能会导致“替代螺旋”。对企业来说，用AI替代劳动力，是一个合理决策。因为控制成本、增加产出，提高生产率，回报也就增加了。但这个过程，会让将来的劳动力需求越来越少，进而导致居民收入变少、消费需求减少。需求减少后，企业出于维护市场份额的需要，只能进一步通过AI替代劳动力，提高生产效率。将来如果这样的螺旋持续下去其实非常危险。
历次工业革命都对劳动力市场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原来的一批职业没有了，但形成了一批新职业，而且新创造的就业数量远超过被摧毁的就业机会，这样中间会有一段冲击，但最终能带来生产率提高、劳动收入持续增长，劳动大众从中获益，经济发展也是良性循环。
前两天我见了杰森·弗曼（注：Jason Furman，曾担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我问他“我听很多学者说，任何技术革命最后都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你有多大信心？”他说：“6个月前我可能也会跟你这么说，但现在我不是很有信心。”
所以我觉得UBI很重要，就是要解决收入再分配问题，但只有UBI是不够的。作为一个人，如果只是在家待着、有人养着，然后继续生活，这肯定不够。人类的发展，肯定是有“被需要”的需求，如果一个人不再“被需要”，光是有好的生活条件有什么用？
那天杰森也说以后可以组织人类建立陶器俱乐部之类的，大家就去做各种手工。但我觉得这不够，那可以作为一种消遣，但整个人类还是必须要“被需要”“能贡献”，最后还是要将人置于整个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
我现在也没有特别明确的建议，只是觉得需要考虑两点：第一，鼓励就业优先的AI创新，不能简单说把人替代掉就解决问题了。第二，重视再分配，起码要让（AI就业冲击到来时）受影响的人得到收入保障，不能让大家生活没着落，包括UBI，以及更复杂的产权、宏观政策等系列举措，都应该有所考虑和调整。
当然我并不认为这些比较悲观的场景一定会发生，因为我相信人类有智慧，只不过不能听任现在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否则，万一将来有一天，机器突然意识到人类是最无用的，除了消费它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没什么贡献，那整个人类就变成不相关的。我觉得这种情况不是人类想要的，任何技术创新归根到底都应该来帮助人。
本文原载于《证券时报》6月11日A4版，原标题为《提振消费要靠增加收入和信心 技术创新应让人“被需要”——专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
校对：李凌锋
益通网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